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中共中央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基础上，依据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加以发展和完善，赋予新的内容，并进行理论化的抽象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构想。

科学构想的初步萌芽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1978年下半年，中美两国关于建交问题的谈判尚在进行之中，其中涉及台湾的问题，可以说是双方谈判的关键之一。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会议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1979年1月1日，在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随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时谈到了对台政策构想。他说：“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可以长期来解决。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

总之，这些可以说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初步萌芽。

框架内容的具体化系统化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邓小平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30日，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时说，“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三个不变”。他指出，实现统一祖国的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统一后“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上述一系列谈话，成为“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基本框架。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明确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表达了一个主要意思，即中国政府准备用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提出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收回香港后，香港仍将是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留。

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明确表示：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

从“三个不变”到“叶九条”再到“邓六条”，“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内容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一国两制”方针的大体框架基本形成。

基本国策的正式确立

1984年2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他在谈话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几个月后，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从而使这一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

6月，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发表了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著名谈话，其要点主要包括：

（一）“一国两制”政策长期不变。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结合香港问题，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二）“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三）“一国两制”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面对世界上一系列争端，到底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用质问的方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一国两制”这一创造性方针，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和平统一，为世界各国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提供了参考。

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